20世纪90年代，我念乡村初中、小镇高中，家务尚可，作业不多，父母师长皆仁慈，我得以如饥似渴又非常自由地看闲书。初中时上学最悠闲，每天至少能看一本书。大学时，不少课程允许以习作、论文代替考试，故常可去图书馆。工作后，结识的朋友多为书虫。冥冥中，教书仿佛是早已选好的路。 今年是我工作的第17年，我越来越体会到：读书是教书的最佳捷径，而教语文的最好办法就是提供给学生多样化材料，然后在一旁“煽风点火”，推动他们“掐架”。 本文试着找出对我的成长和工作产生过明显影响的书。除了最后一本，其他均为13-23岁期间所读，人生像一场不断反刍的体验之旅。 自我认同是教师的“定海神针” 为学生的成长打下生命底色，帮助学生通关升学，我相信这是许多老师的双重追求。但是，也正因为这样的自身责任感，加之外界对老师的高期待值，许多同行都会感到焦虑和不满。想要做一位比较不错的老师，首先要有强大的自我认同。实际上，一个人要完成自我认同，可能需要终其一生。因为，自我认同意味着理智地看待自身能力，能反思突破自我，又不盲从权威、他人或社会舆论。 回望来路，小时候父母给了我足够的安全感。从小到大，父母几乎没有责骂过我，更不用说打我。小学五六年级之后，他们会与我一起商量家中的大小事务。比如，年初畅想新的一年，要实现怎样的家庭梦想，我想要什么来奖励自己。他们几乎信任和支持我的所有选择，包括我初中时借书所需要的零花钱。 初中成为我阅读的第一个黄金时代，原因有二，一方面是父母的完全信任——租借费用和具体借什么书，我自己决定；另一方面，我的老师们不干涉我看什么书。我写什么作文交差，语文老师都不反对，六年级时，一次语文作业要写《雷锋日记》读后感，我激动地把司汤达《红与黑》里的于连与雷锋进行了幼稚的人物比较。可见，看了几本书之后就会有分析比较的冲动。 我还渴望了解自己，把能找到的卡耐基的作品都读了，把弗洛伊德的《梦的解析》兴致盎然地生吞了二遍。要讲对我最起作用的是刘墉的书：《超越自己》《肯定自己》《创造自己》《我不是教你诈》《萤窗小语》，每一本都像一位高明的心理老师。我曾把《肯定自己》整本书工整地抄下，做成一本册子送给学生作为毕业礼物。 两三年后，我在《南方周末》上读到龙应台写给儿子的专栏书信（后成书《亲爱的安德烈》）。两者相比，刘墉与儿子交流的口吻更家常。也可能是因为刘墉喜欢讲故事，读起来更觉亲切、宽容——后来我逐渐明白，刘墉能这么跟儿子说话，可能源自他想让孩子拥有饱满安全感的自觉——比如：不要只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别人；不要迷信计划，可以放弃计划；学习接受失败。 工作之后，我接触到许多个性鲜明、需求多样化的学生和家长，就会想起刘墉的示范：随和的语气和共情的意识；请多多像《肯定自己》的书名那样暗示肯定自己和学生：你是天地间一个不可缺少的人；多给学生看和写的自由，虽然这自由本就是他们的。 就像美国作家安兰德在《源泉》《阿特拉斯耸耸肩》等作品中所讲：不必向他人证明自己。这跟刘墉讲得差不多。自我认同的老师，仿佛手握定海神针，老师相对从容地做课程做活动，谋求师生双方的提升，而不是通过考试，尤其不是通过升学率、重点率来证明自己。学生的考试成绩，必定是老师的课程顺带而来的副产品。 也许这四年杂食，像建模一样强化了我此后的职业心态：倡导跨越阅读舒适区，希望学生不仅仅看文学类作品，重视学生在初中时代的阅读量的输入。当然，质是建立在量的基础上的。 课文不等于范文 如果学生喜欢语文，早晚会发现“课文死了”：课文不等于范文。本来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历史专业出身，讲课旁征博引，很是精彩，但自从我读过胡兰成的《禅是一枝花》之后，老师的课就味如嚼蜡了。 20世纪90年代初，读六年级的我压根不知道作者的立场，没有偏见和预设，只看见作品。这文笔真是惊艳，如此热烈又萧闲！他讲禅宗，我似懂非懂。前几年，木心《文学回忆录》火的时候，我觉得它与胡兰成的散文很相似，都有一股超然、随喜又略带幽怨的况味。 当时，我非常想看胡兰成的更多作品，托了亲友到处去买而未果。于是，疯狂搜索图书室里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作家散文一补遗憾。一次翻看初中时做的摘记，王鼎钧、梁实秋、梁遇春等公的文句与亦舒的感叹、张爱玲的写景并驾齐驱。 我高中时做语文课代表，常拿着老师的教参给大家报课后习题的答案。如果把杨朔《荔枝蜜》、吴伯萧《记一辆纺车》这些歌德式散文词句的理解与我从前读摘的内容进行比较的话，真有点遭遇《三体》式“降维打击”的感觉。 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教书之后，我效仿前辈取舍教材的做法，把课文作为思辨类素材，请学生对单元课文进行排序打分，撰写质量报告。 自我觉醒 陈寅恪先生对陈端生《再生缘》评价很高，认为可以与印度、希腊的史诗相比。初次读到此书，我十三四岁，它于我更像一本性别启蒙读物。 同时期，我看了许多女性故事。其中有一个勇敢美丽的女子鲤鱼精，爱上了一个书生（1959年的越剧电影《追鱼》）。为阻止她的爱情，上天施以做神仙的诱惑。鲤鱼精为爱情而奋斗，无比勇敢，她宁愿自拔鱼鳞，也要嫁给自己看中的书生。 《再生缘》里的孟丽君一样的至情至性，一样的自主勇敢。她逃婚不从，女扮男装，考取功名，官拜兵部尚书，娶妻而获姐妹情谊，与父兄同朝为官，果敢自信。在我看来，她是各种古代女英雄中最有独立人格的一位。爱情不一定是女生的归宿，孟丽君探索着自我实现的更大可能：她完成了女扮男装的祝英台没有完成的学业之旅，对接上了花木兰（野史故事）的入朝从政可能。 初中毕业后，班里许多优秀的女生报考中等师范或中专技校。也许是受了《再生缘》的影响，我读高中去了。 上高中后，我读到《第二性》，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对女性客体地位的表述，呼应了《再生缘》中孟丽君必须面对的尴尬处境，继续女扮男装维持姐妹情谊，还是选择夫婿嫁给爱情？ 在这本写于18世纪的小说里，在从政与性别选择之间出现了矛盾，放到现在也未必有合宜的答案。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：为了做一个自由的社会人，孟丽君不得不放弃做女性的权利。不肯换上女儿装的孟丽君，没有《木兰诗》里女主换回女儿装的后退余地。 因为这两本书，我开始看到身边的女性亲友的困境：初中没毕业就出嫁的女同学，真的是嫁给爱情了吗？找个好老公、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是不是人生目的？ 大学之后，有机会阅读女权主义理论。工作之后，我请同事一起给学生做青春期性教育。语文课上，我会结合流行歌曲、电影、社会热点组织“爱情”“婚姻”等话题的讨论和写作。如在三八节前后，请学生观看纪录片《被误解的女性》（Miss Representation）等，讨论物化和偏见。我希望学生从青春期起，就思考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和方式。 做一个世界公民 使我向往做一个世界公民的是两本书。 一本是斯蒂芬·茨威格的《昨日的世界》。在书的前半部分，茨威格描绘了欧洲文化艺术的“太平盛世”，他笔下的维也纳是艺术至上的圣地。茨威格从小要做一个“世界公民”的真挚渴求，深深感染了我。但是书的后半部分，欧洲文化精神的衰败，包括作家自身悲剧性的结局，给我重重一击。 一方面，我开始质疑狭隘而狂热的民族主义；另一方面，我开始搜寻那些描述人类晦暗时期的作品，比如二战后自杀的作家作品，后现代各流派的小说。我想靠近他们的困境，渴望搜寻他们超越蒙昧的路径。 最具代表性的是布尔加科夫的《大师和玛格丽特》。俄罗斯的特定历史阶段孕育了闪耀的群星，也制造着疯狂迷失的大众。整个俄国像一个精神病院，契诃夫写有《第六病室》，巴金写有《第四病室》，而《大师和玛格丽特》里有社会象征意味的是一场魔鬼晚会。玛格丽特被撒旦选中，担当魔鬼晚会的女主人，在不安、恐惧、虚张声势的聚会中，她光彩照人，虚幻得近乎完美。她在魔王撒旦的帮助下，让大师获得了永远的安宁——死去。 大师的结局应验了耶稣信徒马太所说：论功德，他不该得到光明，他只该得到安宁。在现实的压制下，布尔加科夫开辟了一种退守内心的可能，就像意识流作家福克纳所说：“人只要有向往自由的意志，就不会被毁灭。”他也借魔王撒旦之口启示了俄国式的善恶观：“假如世界上不存在恶的话，你的善还能做什么？” 像其他写魔鬼如歌德《浮士德》、写炼狱如但丁《神曲》成为疯狂岁月中许多人的心灵防腐剂一样，这本“白银时代”的隐秘作品，回响着一个低沉的声音：唯有保持自己内心自由的人，才能够保持并扩大整个人世间的自由。 这两本书，推动我去关注个人与时代的关系。在后来的个人阅读和教学中，我有意识地结合文史呈现多种材料，把个体命运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去理解。比如教明代张岱的《湖心亭看雪》，我找王汎森先生的《明清思想十论》、浦安迪先生的《中国叙事学》来辅助教学。 理解、比较、关联 文史相通，大学时一门名为中西交通史的历史系课程，勾起了我对中西比较文学的兴趣。比较文学是建立在熟悉中西文学理论的基础上，我就去找中西文学理论和美学类书籍。 当时同学中正流行看韦勒克的《文学理论》，一书难求。别的院系同学在读什么，同系同学在读什么，这种同学氛围真是一个好东西，教书之后我对这一点更有感触，同学“互喂”会推动你不断地去抢书读，做笔记。 比如古代文学批评史，我做了大量细致的笔记。对于后来当老师也是非常有定心安神之效。最实用的是一套北京大学出版的比较文学研究丛书。乐黛云先生的《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》、张京媛先生的《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》等，使我有意识学习运用。2001年作家V·S·奈保尔获得诺贝尔奖时，我大胆地借用后殖民主义理论，把他的作品与郁达夫的小说《沉沦》作比较分析，作为毕业论文。 文学理论也可以为语文阅读教学输送具体的方法。工作后不久，我就写过一篇论文《文本细读，为阅读教学寻津；多种文论，为文本细读补血》。 近些年，学校要求开设选修课，我开过一门《民国先生朋友圈》，比较文学的许多理论和观念都是很好的养料。比如和而不同，在接受差异的基础上，去寻求共识；要把人事放到具体情境中去理解。 语文作文训练中我比较注重让学生练习写评论，包括书评影评时评。刘小枫的《沉重的肉身》，曾是最给我启发的一本指导用书。 这本书里，最好看的是《牛虻和他的父亲、情人和她的情人》。作者让每个人物进行内心独白，因为是以第一人称写的，读者容易入戏，不知不觉就放弃道德法官的站位，会去理解书中每一个个体的疼痛和选择。 《牛虻》本来是一本革命题材小说。刘小枫的读法，为宏大叙事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角，也帮我与从小读的各种革命题材的课文作了和解。作者还解读流行的文艺书影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《十诫》等，把一组组的矛盾剖析得不错：身体与精神、道德和伦理、革命与自我、宿命与自我意志、神性与人性等，真切地体会到个体的有限和虚无。读完，你会发现误会是人生常态，矛盾是人的本来属性。阅读作品中的人物，需要理解而非审判，是我从这本书里感受最深的地方。 这本书之后，我留意大洪流中的个体感受。因为个人故事是历史的血肉，叶广岑的《采桑子》，牛汉的《我仍在苦苦跋涉》，严祖佑的《人曲》，都是这种在跋涉中超越混沌的作品。其中，《采桑子》是一个楔子。 这是贵族大家庭式微的小说。作者的笔调既温柔又冷静，很能描摹展现跌宕浮沉，以纳兰性德的同名词串起每个章节，十几个人物各自挣扎，背后是百年社会的巨变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嬗变。 人人都可以是历史学家。我引导初中生进行口述家族史写作，让学生感受家族亲人的荣耀与痛苦。只有了解这一个个家庭中真实的“我”，体会他们与我们的异同，才有精神上彼此对接的可能，才能理解祖辈的人生选择与被选择。只有在感知历史的复杂和人性的丰富的基础上，才能超越自身利害去看待个人的遭遇和家族的命运。 最能给予我教学启发和支持的，是近几年所读的一本奥派经济学著作——米塞斯的《人的行为》。此书有助于理解师生关系、同事关系、课程教学组织的内容与形式、如何服务学生、教师如何自我成长等。 举个例子，米塞斯在“自由”章节中谈论：“每个人当他是生产者的时候，他将直接（当他是企业家的时候）或间接（当他是工人的时候）依赖消费者的需求。但是，这种对于消费者的依赖不是无限的……在‘物质利益’与‘他认为他的天职’之间的选择时，还是由他自己决定。” 他所说的“每个人”，我理解为包括教师在内，当他/她是课程的设计者身份时，他要切实考虑学生的需求，输出相应的课程。当他/她是消费者角色（再学习者），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怎样花费他/她的钱，比如选择参加怎样的教育培训。 教书于我，是命运的奇妙馈赠。教书，也成了一条连接我和他人以及这个世界的小路。每个人的路，首先是需要自己作为主力去创造的，同时最好能发动学生、家长、同事、同行，共同来打造一个生态环境。但是，每个人的路，无法复制。而我自己，也不是孟丽君那样勇敢的女子，我就是试一试米塞斯先生所言：“一个人能做到什么程度，他在这个程度内就是自由的。” 贺秀佩，1979年生，浙江宁波人，初中语文高级教师。喜欢读书，相信经典穿越时空的力量；教书有些兴致，时常“为难”学生：撰“初中生口述家族史”，找书店开讲座，理“我的201*年书单”等。 《肯定自己》 刘墉 著 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《禅是一枝花》 胡兰成 著 三三书坊1990年版 《再生缘》 陈端生 著 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《第二性——女人》 [法]西蒙娜·德·波伏娃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《昨日的世界》 [奥]斯蒂芬·茨威格 著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《大师和玛格丽特》 [苏]布尔加科夫 著 外国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《沉重的肉身：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》 刘小枫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 《采桑子》 叶广芩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 《人的行为》 [奥]路德维希·冯·米塞斯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| 
